唐代诗坛名家辈出，诗仙李白的浪漫、诗圣杜甫的沉郁、诗鬼李贺的奇诡、诗佛王维的空灵，早已成为唐诗的鲜明符号。而在这片璀璨星空中，白居易以 “诗魔” 之名独树一帜 —— 这个看似 “另类” 的称号，既不是对他诗歌风格的直接概括，也不是对他仕途的注解，而是源于他对诗歌近乎痴狂的热爱。这位一生写就三千多首诗的现实主义诗人，为何会被称作 “诗魔”？这背后藏着他对诗歌的极致执着，更藏着一位文人对时代与民生的深切关怀。

        白居易的 “诗魔” 之名，并非他人随意赋予，而是他对自己诗歌热忱的真实写照。他曾在诗中写道 “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字里行间满是对诗歌的沉迷。据记载，白居易一生嗜诗如命，养成了每日朗诵、抄写诗文的习惯：清晨天不亮便起身研墨，一边诵读旧作，一边构思新篇；正午烈日当头，他仍伏在案前挥毫，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直到夕阳西下，暮色漫进书房，他才舍得放下笔，却还在口中反复吟诵刚写好的诗句。长此以往，他的舌头因过度诵读生出了口疮，手指也因常年握笔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这份 “不疯魔，不成活” 的执着，让 “诗魔” 二字成了他最贴切的标签 —— 不是 “魔” 性的荒诞，而是对热爱的极致坚守。

        这份对诗歌的热忱，从白居易幼年时便已萌芽。他出生于公元 772 年，虽未赶上盛唐最繁华的光景，却自幼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五岁便能咿呀学诗，十五岁时便在当地文学圈小有名气，写下的诗句常被乡邻争相传抄。公元 806 年，34 岁的白居易考中进士，踏入仕途，从此诗歌成为他观察世事、关怀民生的 “武器”。他不像有些文人那般追求辞藻的华丽，反而偏爱从生活中取材 —— 街头叫卖的小贩、田间劳作的农夫、灯下缝补的妇人，都成了他诗中的主角。他的诗歌语言通俗直白，没有生僻典故，连不识字的老妪都能听懂，却恰恰用最朴素的文字，写出了最真挚的情感与最深刻的现实。

        仕途的起伏，更让白居易的诗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厚度。大唐王朝在他生活的年代已显露衰败迹象，朝政腐败、民生疾苦，让心怀天下的白居易痛心疾首。他先后在盩庢县、江州等地为官，还曾任京兆尹，每到一处都兢兢业业、造福百姓：在杭州时，他主持修建西湖堤岸，解决了当地的水患；在苏州时，他整顿吏治，减轻百姓赋税，深受百姓爱戴。可这份为民之心，却让他得罪了朝中权贵 —— 因直言进谏、讽刺朝政，白居易遭到排挤，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段贬谪经历，成了他人生与创作的重要转折点：此前他的诗多是对民生的浅描，此后则多了暗喻与批判，用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般的尖锐，揭露社会的不公。他还将自己的诗集分为三类：“讽喻诗” 针砭时弊，“闲适诗” 抒发心境，“伤感诗” 寄托情怀，每一类都满含对时代与人生的思考。

        尽管仕途坎坷，晚年的白居易只任虚职，日子过得平淡无聊，但他对诗歌的热爱从未消减。他与元稹并称 “元白”，二人常以诗唱和，推动了 “新乐府运动” 的发展；又与刘禹锡结为 “刘白”，晚年相伴出游，写下不少闲适之作。他一生淡泊名利，从不参与党争，唯一的执念便是写诗 —— 从少年到暮年，从朝堂到江湖，诗歌始终是他最忠实的伴侣。

        如今再读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的生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的深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共情，仍能轻易触动人心。“诗魔” 之名，于他而言不是负担，而是勋章 —— 它见证了一位诗人对热爱的极致追求，更见证了一位文人用诗歌记录时代、关怀民生的赤子之心。这份 “魔” 性的执着，让白居易的诗穿越千年时光，依旧鲜活如初，成为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