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严的野心，早有端倪。刘备临终前，以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托孤辅政，“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可见对其的信任与倚重。但刘禅继位后，权力格局逐渐失衡：诸葛亮以丞相之职 “开府治事”，总揽朝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李严虽地位提升，却长期驻守永安、江州等地，远离权力中心。

        这种差距让李严心生不满。他曾上奏刘禅，请求将江州周边五县划设为 “巴州”，由自己担任刺史，同时要求获得 “开府” 之权 —— 这与诸葛亮 “开府治事” 的权力对等，显然是想与诸葛亮分庭抗礼。在李严看来，同为托孤大臣，自己理应拥有与诸葛亮相当的权力，而非屈居其下。

        而诸葛亮对这种 “分权” 诉求始终未予应允。在他眼中，蜀汉偏安一隅，唯有上下一心才能图谋北伐，若权力分散，只会加剧内部消耗。这种理念冲突，让两人的矛盾从隐性逐渐走向显性。

        李严与诸葛亮的冲突，还掺杂着蜀汉政权内部的派系纠葛。刘备建立的蜀汉，由荆州集团（刘备嫡系，如诸葛亮、关羽等）、东州集团（刘璋旧部，如李严、法正等）和益州本土集团构成。三大集团虽同属蜀汉，却因出身背景不同，存在微妙的利益博弈。

        李严的身份颇为特殊：他早年效力于刘表，后归降刘璋，最终投靠刘备，可算 “东州集团” 与 “荆州集团” 的边缘人物。刘备托孤时起用他，或许有平衡派系、拉拢东州集团的考量。而诸葛亮则是荆州集团的核心人物，其施政方针更倾向于依托荆州集团稳定政权、推进北伐。

        当李严多次挑战权威、甚至干扰北伐大计（北伐是荆州集团的核心战略）时，诸葛亮的处置便带上了维护集团利益与政权稳定的意味。对诸葛亮而言，李严的存在不仅是个人权力的威胁，更可能成为派系斗争的导火索，动摇蜀汉本就脆弱的统治根基。

        李严被废，是个人野心与权力格局碰撞的结果，也是蜀汉内部派系矛盾的集中爆发。他的悲剧，既源于自身 “私欲膨胀” 的冒险，也受制于蜀汉政权先天的派系裂痕与权力结构。而诸葛亮的处置，既是对破坏朝局者的惩戒，也是为了稳固北伐大计、维系政权统一的无奈之举。

        历史的复杂之处，正在于没有绝对的对错。李严的挣扎与跌落，诸葛亮的决断与权衡，共同构成了蜀汉辅政时期一段耐人深思的插曲，也为后人窥探三国时代的权力运作留下了鲜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