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集中营里的日子，究竟对幸存者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在战争期间，以及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都还无法完全看出来的。图为奥斯威辛解放后，苏联军医对幸存者制作的诊断笔记，是一名18岁的巴黎犹太人，严重营养不良。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当他们在集中营里时，纳粹亲卫队的军官总是以轻佻的语气警告集中营囚犯：「不会有人相信你们的。」因为第一，「没有人能够活下来作证」；第二，「我们会把证据连同你们一起销毁。」而就算有人幸存下来，或者就算有部分证据保留下来，人们也会认为「那是同盟国的夸大宣传，不会相信你们。」

然而，来自纳粹军官的警告，只是原因之一而已。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实在太过恐怖、太过骇人；一般人乍听之下，很容易因为这些事情超乎寻常，而拒绝相信。事实上，关于集中营的消息，早在1942年便开始流传，但当时却只有少数人相信。这一点，集中营里的纳粹亲卫队也相当清楚，他们有恃无恐地告诉里头的囚犯：就算你们活了下来，出去之后，人们也会因为你们所陈述的事情太过恐怖，而感到无法置信。

对集中营的囚犯来说，这样的「无法置信」是一种深刻的折磨。囚犯们认为自己的遭遇不可能诉说出来，或者就算诉说了，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相信、所了解。然而另一方面，对许许多多普通的德国人来说，这样的「无法置信」，却反而成了一种回避真相、逃避责任的托辞。

李维指出，到战争结束的前几年，集中营早已成为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体系。集中营里关押了上百万名犹太人，如此大规模的机构，必然需要一般民间团体或民间组织的配合，才能顺利运作。李维特别提到，当时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司、农场都和集中营有合作关系，由集中营提供免费的劳动力，定期定点去做企业需要的粗活。但，正如李维所质问的，

这些企业难道从来没想过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吗？又比如，氰化氢原本的用途，是拿来消毒船舱，但从1942年开始，集中营开始向特定公司订购巨量的氰化氢，他们难道没有怀疑过这些毒性物质的真正用途吗？再比如，集中营里多座用来焚烧尸体的焚化炉，都是由一家特定的工厂所设计、建造和组装的。为什么纳粹亲卫队指挥部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订制如此大量的焚化炉，他们都没有想过吗？

纳粹亲卫队的军官总是警告囚犯：「没有人能够活下来作证」，并且「我们会把证据连同你们一起销毁。」图为1945年4月12日，艾森豪威尔等人在奥德鲁夫视察在集中营撤离期间遭到杀害的囚犯。维指出，到战争结束的前几年，集中营早已成为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体系，如此大规模的机构，必然需要一般民间团体或组织的配合，才能顺利运作。例如氰化氢原本的用途是拿来消毒船舱，但从1942年开始，集中营开始订购巨量的氰化氢，这些公司们难道没怀疑过它们的真正用途吗？图为在波兰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所发现的齐克隆B（Zyklon B，即由氰化物制成的清洁用化工产品）储藏区，在纳粹德国时期被大量订购，并使用于毒气室。

这是在达豪集中营发现的齐克隆B标签贴纸。上头印有明显的骷髅头与「有毒气体！氰化物制剂只能由经培训过的人员打开使用」等警语。此标签后来也成为纽伦堡审判的证物之一。

李维指出，或许他们是有想过、怀疑过，但他们因为害怕，或者因为追求获利，而装聋作哑。从集中营传出来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恐怖消息，反而让他们更加心安理得地沈默，因为那些事情太过令人「无法置信」。

这就牵涉到李维提出的重要概念：灰色地带。在简单的黑与白、亮与暗、善与恶、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其实有着一大片暧昧模糊的灰色地带。一个普通德国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无从得知有关集中营的真相，无从得知希特勒反犹主义的真实意图；或者就算知道一二，也会认为自己无能为力。他们以此来解释自己的不作为，并以此确认自己的无辜。对李维来说，这就是缺乏「灰色地带」的思考──犯错的全是「他们」，受害的全是「我们」。这种过度简化的二分法，本身就蕴含着暴力。

李维的深刻，还远不止如此。因为李维清楚（又沉痛地）指出，所谓「灰色地带」，也存在于在集中营的囚犯之间。

在集中营里，有种特殊的职位叫做「卡波」，意思是管理某个特定营房、特定小队的小队长。「卡波」往往也是被关押的犹太囚犯，他们或者因为比较精明，或者因为比较健壮，或者因为一些根本不可能厘清的原因，他们被纳粹亲卫队相中，成为了「卡波」（Kapo）。

「卡波」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亲卫队管理他们辖下的囚徒。他们被获准使用无上限的暴力，他们可以在辖区内恣意虐打、虐骂其他的囚徒，并以此换取每天多喝一点点的汤，或者比其他人晚死几个星期的权利。

李维精准而深刻地指出，「卡波」们对待囚徒的残暴程度，往往比真正的亲卫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一个刚刚搭乘「死亡列车」初来乍到奥斯威辛的囚犯来说，他们首先会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巨大的困惑：新囚犯们原以为会是同伴的那些人，却是打他们打得最用力的人。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卡波如果不够暴力，随时会被撤换、被递补；但李维指出，这背后其实还有更幽微、更阴闇的一层原因──老鸟们看不惯这些新人，因为他们身上彷彿还残留着幸福的气息，他们心中彷彿还怀抱着希望，他们的衣物上、物品上，似乎还闻得到「家」的气味。而这些，都是老鸟们早已永久失去了的东西。

于是，我们不得不提到李维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也就是「幸存者的罪恶感」。「幸存者的罪恶感」听上去象是一组矛盾的词语，因为按「正常世界」的逻辑，当然是加害者们才应该要有罪恶感，幸存者为什么会有罪恶感呢？李维指出，

这是因为在集中营的环境里，往往是那些相对不够慷慨，相对比较怯懦，甚至会在紧要关头对同伴残忍的人、那些拉同伴作垫背的人，才比较容易存活下来。

在集中营的环境里，往往是那些相对不够慷慨，相对比较怯懦，甚至会在紧要关头对同伴残忍的人、那些拉同伴作垫背的人，才比较容易存活下来。图为1945年4月4日，刚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其中一名囚犯出面指认前纳粹成员殴打虐待囚犯。

对一个初来乍到奥斯威辛的囚犯来说，他们首先会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巨大的困惑：原以为会是同伴的那些人，却是打他们打得最用力的人。在1945-1947年间，德国进行了达豪集中营的审判。其中举手的男子是律师，他站起来指控一名犹太人囚犯埃米尔·欧文·马尔（Emil Erwin Mahl）在达豪集中营期间曾担任「卡波」，并协助屠杀同胞。

作为一个幸存者，李维在经历了40年的光阴之后，仍旧无法摆脱这莫名其妙，但又莫名深刻的罪恶感。在回忆录里，他讲述了一个令人锥心刺痛的故事：

战争末期，原本已经不够分的饮水在集中营里更是奇缺。有段时间，营中完全没有饮水。囚犯们没有力气工作，只能躺卧在地上，不抱希望地休息。李维却发现，某处墙角一截横段的水管，还残存有一些没流干的水。他把水龙头打开，让甘甜的水落到他的舌面。

于是，李维遭遇了一个自由人不可想象的「道德抉择」：要通知所有人都来喝这半截水管不到的水吗？还是要自己独享？最后李维选择告诉营中的一位好友，两个人偷偷摸摸地，把仅剩的水喝光。

解放后的某一日，李维和另位昔日好友不期而遇。对方招呼也没打，劈头就问：「为什么没有我？」李维马上知道这在问什么，他当然知道。正是这份「当然」让人心痛：他继承了一份于义于理都不该属于他的庞大罪恶感。这就是集中营带给幸存者的深刻伤害──

它让人失去了自由、让人失去了健康、让人失去了尊严，让人失去了一切，最后让人失去了相信自己可以理直气壮活下去的自信。

《灭顶与生还》意大利原文版出版于1986年，同时，这也是李维写过的最后一本书。隔年，李维从三楼住处一跃而下，终结了生命。另一位著名的集中营幸存者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为李维所写的悼词所言不假：